1994年我調任到原國家教委政策法規(guī)司工作，彼時正值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》（以下簡稱《教育法》）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》等法律制定出臺的密集期。作為經濟學出身的教育工作者，我體會最深的是我國教育立法中一以貫之的實踐品格，最難忘的是教育經費保障與教育方針完善的攻堅克難的過程。

　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教育經費短缺是教育工作者面臨的頭號難題。因此1995年起草《教育法》時，“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4%”的目標引發(fā)了激烈討論?！?%政策目標”的提出，是以包括厲以寧、陳良焜先生等在內的一群北京大學、北京師范大學和多個院校、研究機構的學者，對國外教育投資在國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的。但以當時國家的財政實力難以立即實現(xiàn)該目標，若強行寫入法律，可能導致執(zhí)行層面的困境。經過反復論證，最終以“兩個提高、三個增長”的原則性表述替代具體比例，即提高教育財政撥款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、提高教師待遇和生均經費，實現(xiàn)財政教育撥款、生均教育費用、教師工資的增長。該決策既為經費保障確立了方向，又避免了執(zhí)行過程中與實際脫離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教育方針長期以“德智體”為核心。20世紀90年代，素質教育理念興起，“美育”是否納入方針引發(fā)爭議。受制于當時中小學教師缺編、貧困地區(qū)教育資源匱乏等現(xiàn)實條件，1995年《教育法》暫未將“美育”寫入其中。后經成立國家藝術教育委員會推動試點等舉措，2001年“美育”正式納入形成“德智體美”體系，后來逐步形成“德智體美勞”全面發(fā)展的育人體系，推動全國藝術教師隊伍建設和課程體系完善。

　　縱觀我國教育立法進程，教育法治推進之初就具有扎根國情實際的實踐品格。從經費保障機制到育人方針的調整，每一步都不是理想化的設計，而是基于現(xiàn)實問題的漸進突破。作為親歷者，我始終認為，教育立法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否解決當下的實際問題。未來的教育法治建設仍需不斷豐富完善，擦亮實踐底色，讓法律真正成為推動教育公平、提升教育質量的“助推器”。

　?。ㄗ髡呦到逃空叻ㄒ?guī)司原司長，教育部政策法規(guī)司與中國人民大學共建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主任申素平訪談整理）

《中國教育報》2025年05月21日 第04版